图中右3为葛剑雄，复旦大学供图
81岁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日前为复旦大学大一全体新生上了一堂特别的课。两个多小时讲述，用八个字概括就是“人生、学术、传承、奉献”。他谈到自己的导师、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谭其骧先生这一代学人为人、为学的精神，谈到他自己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的感悟，给当下年轻人以启迪。
人生：扬长避短，顺应大势并为机遇做准备
这么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决定一个人人生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个人天赋。天才并非人人都是，但天赋人人都有，只是各不相同。一个人如果能用好自己的天赋，扬长避短，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次是历史的机遇。历史的发展大势，并非个人所能改变，但却是影响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三则是个人的努力，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可以决定的因素。在历史的大趋势之中，会有很多小的机遇，如果你没有努力，那么当这些机遇来临时，就只能无能为力地选择放弃。
我个人在这方面深有体会。
高中时我就已明确目标：考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为此，我做了全面的准备，而且自认为把握比较大。但是，高二下学期体检，我被告知患有肺结核，并且还在活动期。休学一年半复学后，在第二次高考体检中身体又不合格，这对当时的我打击巨大。老师们都劝我先工作，今后在职报考大学。
思前想后，我接受了上海的师资培训。1965年8月，我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考大学做准备。但是，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我第一时间报名。谁料，我超龄了。
原本以为我这辈子读大学无望。结果，半年后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全国各领域百废待兴，研究生招生年龄放宽到40岁，并且不限制学历。
终于，我以历史系9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一的初试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
如果我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是不可能抓住这个机遇的。因为，文革十年中，我从未放弃过学习。有人会说：“如果研究生不招生，你不是白学了吗？”当然不是，首先，我学到的知识都是我自己的，其次，学习的过程于我而言，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
我分享这个经历，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人要认清时代的大趋势，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在时代的大势中，我们也应该为各种可能的机遇做好准备。
我人生中另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3年我和周振鹤先生都很侥幸地成为全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之所以说侥幸，一方面是因为机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准备。
当时全国已经有了首批18位理科博士，各高校都在竞争第一批文科博士。复旦大学当时认为，我和周振鹤条件比较好，而且我们读博士第一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于是，学校向教育部申请，希望我们提前毕业。教育部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多门课的考试，并且修读完成两门外语。所有考试包括英语我们都全部过关。但是第二外语怎么办？幸好我和周振鹤在硕士期间，既修了英文，也修了日文，并且都参加考试并有成绩记录。最终教育部同意我们用硕士日语的成绩代替博士第二外语，批准了答辩申请。
如果我和周振鹤事先没有多学一门外语，也许全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就轮不到我们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多做准备，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多做一点准备，否则，机会来了还是会错失。
同时，对于每一个来临的机遇，都要尽量做好每一件事。现在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岗位已经两年，同时仍然继续指导我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并且完成各项科研任务，同时还担任《国家历史地图集》的执行主编。
去年我出了4本书，发表了5篇论文，在报刊上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还做了几十条视频。我参加了各种论坛、学术会议10多次，做讲座等公益活动70多次，还参加了三次国际会议和在突尼斯举行的书展。去年我坐了120次飞机，飞行里程20多万公里，到了三大洲、五个国家。
这是一个80岁的人的工作量。这难道是临时具备的吗？并不是，靠的是我长期保持这样的工作节奏，保持这样的精力和体力。我自己确定的目标是，正常地工作到80岁，轻松地工作到85岁。现在我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目标，我今年已经81岁了，所以我现在调整目标，要正常地工作到85岁。
我现在听说年轻人中有人议论“躺平”。千万不要躺平。如果我20岁就躺平，还会有今天吗？
总结我的人生，那就是一个人首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扬长避短。当然在不得已的时候，或者国家需要的时候，作出调整，这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其次就是要随时为可能出现的机遇做好准备，并且抓住机遇。总之，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学术：创新的前提是要有平等的学术争论
我1978年考上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时，并不了解什么是学术，甚至连历史地理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也不了解。仅仅是对历史和地理有兴趣。但是在谭先生的教导之下，我很快就明白，做学术就必须要创新。在这一点上，谭先生那一代学人也给我们后辈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谭先生曾经为复旦学报写过一篇文章，记述一件旧事，令人印象深刻。谭先生的老师是顾颉刚，他在研究生二年级时旁听一门顾先生的课。在课堂上，他发现顾先生有一个结论是错误的，于是下课后和顾先生说了。没想到顾先生说：“很好，你回去把这个写下来。”谭先生就回去又查了有关资料，整理成一封信交给顾先生。
不到两天，顾先生就回复了他一封几千字的信。对他提出的意见，一部分予以肯定，一部分则坚持他原来的看法。谭先生收到这封信后，学术热情被激发。他又重新去查找资料，认为顾先生在答复中认为自己正确的地方，仍然是错的，他又给顾先生写了第二封信。顾先生再次回了一封很长的信，逐条指出问题，与他讨论，再次肯定了他的一部分观点，但在某些方面，顾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顾先生把他们来往的几封信全部印出来，作为这门课的补充教材发给同学，并说明以后每次开这门课，这份教材中都会附上这几封信。
这些大先生们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学术争论，老师和学生在学术上完全平等。顾颉刚先生最后还写了一个按语，说“真出乎争，真理是要通过争论来辨明的，我们就是要这样永远地争论下去”。
这也使我明白：我们的学术必须要创新，而创新的前提，就是要有学术争论，要允许不同意见，要看到前人的成绩，也要看到前人的不足，包括看到自己老师的不足。正是受了谭先生这种影响，我们在学术上，面对自己的老师也好，或者什么门派也好，往往也不太有顾虑。当然我们也会大胆地承担责任。
后来，我在研究中国移民史过程中，发现谭先生当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有一个错误。这是他的成名作，也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论文发表于1934年，这个错误其实是当时研究范式和研究水平下必然会产生的疏漏。但谭先生坚持认为这篇论文的不准确之处必须说清楚，在他临终前尚未全部写完的最后一篇论文中，他专门把这件事写进去，并且表示这是原来论文中的一个重大疏漏。
1986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次，学校邀请一位知名汉学家来作关于中国古代人口的学术报告。我对他报告中很多内容都有不同看法，因此就问他结论的根据是什么。谁知道他非常傲慢地说：“我做研究从来不用你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当时我想，你用的地图明明是参考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怎么能这么说？但他的话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无论中文或英文，都没有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成果。所以我从美国回来后就定下目标：我们一定要拿出一部能够代表中国研究水准、达到世界一流、并且得到大家公认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
后来我在1991年出版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并获得首届郭沫若史学奖。这本书现在已经有了英文版和日文版，今年将要出德文版和法文版。在此基础上，我与同事又于2002年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我们不敢说这是最高水平，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被超越。同样，我们的《中国移民史》也在国家社科基金刚设立时，就获得资助，并且在最近被列入国家外译出版工程，英文版将由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当然，要达到世界一流，并不是我们自己说一流就是一流。比如，我们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如果研究方法只能用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那就不能叫世界水平，我们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必须同样适用于世界，这样才能谈得上世界水平。
也正是因此，我们史地所在2001年开始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这一成果至今都被国际学术同行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流系统。因为我们的软件是国际通用的，可以不断更新，依靠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史料，我们的数据可以涵盖2000年、甚至3000年，覆盖的空间可以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平方千米。但欧美研制的同类系统最多只有二三百年的数据，覆盖的空间范围也小得多。
所以我认为，做学术研究就是要以世界一流的最高标准，最大限度确定我们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学术上取得先进的地位。
传承：传承的不仅是学问，更是学术精神
历史地理学界公认有三位奠基人：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就是顾颉刚先生。
三位先生年纪相仿，也各有特点。史先生偏重于历史方面，谭先生和侯先生都与地理学科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两位都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在地学部。谈到传承，历史地理学科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不仅要传承，还要发扬光大，还要取得新的进步，并且超越前人。
记得在参加学校“211工程”项目答辩时，我提出，我们历史地理学科要在原有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发展，并且把历史地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学科架构完善起来，同时还要创新发展。当时就有一位教授严厉地质问我：“难道你们想超过谭先生吗？”我当时的回答是：“的确是这样。我们个人很难超越谭先生，但是作为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就是要超越。不超越，怎么进步呢？”
而且谭先生是一再鼓励我们超越他。他经常跟我们这些学生说：“在历史地理方面，我要超越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越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
但是，我们的超越不是只靠我们个人。老实说，谭先生是这个学科的创建人，而我们到了30多岁才考上研究生，不论是天赋条件还是积累都无法和谭先生比，所以单靠我们个人很难超越，但是，我们这个群体一定要以超越谭先生这一辈学人为目标。所以，“传承”不是固守着老师的成就，不敢再往前走，或者觉得我们绝不可以超越老师。
我们史地所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超越自己，现在被公认是全国范围内总体水平最高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
而且，传承也不仅仅是传承学问。就我个人而言，谭先生传给我的也不仅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人品，他对国家奉献的精神，一生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我认为，我自己也有责任、有义务把谭先生的学术思想、品格，以及他这种追求真理的优秀品德传承下来。
1991年10月9日，谭先生特地把我叫到他家，向我交代了他的后事。也许他已经有所预感了，他说：“我看到现在青年教师无论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都这么困难，感到很不安。我能做的事情不多，希望你能帮我把这件事情做成。”他交给我2万元，希望我帮他运作一下，想办法把它扩大成为一个基金。当时2万元不是一个小数字。后来我才知道，他身后留给子女的存款也不过10万元左右。
可惜这个基金要真正办成、要扩大，很不容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谭先生去世后用这个基金设立了“谭其骧禹贡青年奖”，用它奖励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学者，包括研究生。这个奖项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界一个重要的奖项，每两年评一次。现在很多历史地理学界的教授、学术带头人都得过这个奖。
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现在终于可以说，我有把握在2031年，也就是谭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建成这个基金，使它能够永续运作。
同时，要传承学问、传承谭先生的精神品格靠什么呢？靠人！
当年谭先生不拘一格地录取我们。我当时只有高中学历，周振鹤先生虽然上过大学，但学的是采矿专业。谭先生告诉我们，招研究生不能只看他已经有的知识。招研究生的主要标准用我们行话讲，必须头脑清楚，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强，这才是最主要的。而且谭先生认为，制度必须遵守，但是不能什么事情都照现成的规章，必要的情况下应该不拘一格、突破常规。
所以我自己在招收研究生时也是这样。我有三名学生都是“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获得者，但这些研究生当初差一点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其中一位研究生是山东一所学校毕业的。这所学校当时以学历造假出名。教育部下达通知，录取自这所学校的学生必须全部退学。我事后了解到，我这名学生根本没有上满四年本科，学校给他造了一个完整的本科学历。但是我认为，这是学校的责任，我们需要鉴别的是这名学生是否具备读研的能力。我认为他在我们研究所三年非常刻苦，而且已经具备很好的基础，所以我照样招收他为博士生。当时他选的研究课题是做历史上传染病的地理分布。于是我提出，要做这个课题，他就必须掌握基本的医学知识，我只能帮助他从史料上把关，他必须到医学院去跟本科生一起完整地修完三门课：传染病学、流行病学、病理学。他做到了。
论文答辩时，我专门邀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为他的论文进行医学专业把关并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院长看完后认为在医学方面没有问题。这名学生的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学校的历史系主任，也是本领域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了。
所以我认为，学术传承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培养下一代学人，这样不仅可以一直保持传统，而且通过创新，使我们这个学科始终站在前列，始终处在高峰。
奉献：任何时候都应该和我们国家站在一起
我们做学问、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我们教学生，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吗？当然不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我们的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国家，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
在这方面，谭先生给我们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在读研究生时有幸被安排做谭先生的助手，跟随他十几年，直到他去世。在这期间，我对他的人生也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
谭先生一辈子追求真理，一辈子奉献国家。
1926年，他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第三次起义时，他被分配传递消息。但是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封，谭先生和同学流落在外并被关进了龙华监狱，幸而敌人没有找到证据，谭先生的哥哥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
出来以后，他千方百计寻找组织，实在找不到，很是失望，从此后他就转入学术道路。直到72岁他正式入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曾经问他：当时你难道不怕吗？谭先生说：“一点都不害怕，当时根本没想过害怕。要是找到了组织，那就继续革命。”
我为他整理论文时发现，他有几年根本没有写过一篇论文。我好奇地问他那几年在干什么。谭先生告诉我，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本没有时间做个人的研究。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他白天接受批判、作检讨，有时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地做这项工作。终于在1988年出全的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准确、最权威、最详细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1982年，国家又启动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这项工作非常艰难，因为种种原因，到谭先生去世时，第一册还没有出版。1991年10月，谭先生找我交代完他的后事，没几天就突然倒下了，直到1992年去世，一直说不出一句话，也写不出一个字。但他不止一次拉着我的手，口中有所表示。当时，我就问他是不是还牵挂这部地图，他点了点头。所以，我几次在他面前告诉他：“你放心，这部地图我们一定会把它编好。”在他临终前一天，我去看他，他不断地喘着粗气，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我明白他所牵挂的事情。于是我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他：“请你放心，地图的事情，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把它做好。”谭先生去世后，《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已在2005年出版，第二、第三册的编纂出版工作还在进行。我受命担任这两册的执行主编，一定要完成谭先生的嘱托。
谭先生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全部的成果都奉献给了国家，都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光荣传统。
富利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